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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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》以“中国故事”、“底层文学”、“农村作品”构成环环相扣、息息相关的三大支点,探讨如何讲述“中国故事”,思索当前底层文学的突围之路。李云雷的可贵在于,他不轻信多数人已经形成的观点,甚至写进文学史的某些定见,坚持从自己真切的阅读中,从自己经验的反思中,对文学思潮和各种现象发出己见,在宽阔的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,坚持独立思考和反思精神,敢于提出自己不同于流行观点的独见。
书    名
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
出版社
作家出版社
页    数
265页
开    本
32
品    牌
作家出版社
作    者
李云雷
出版日期
2011年1月1日
语    种
简体中文
ISBN
9787506355735, 7506355736

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基本介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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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内容简介

《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》收集了作者李云雷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散篇评论文章,分为上中下三编。
  上编结合一些具体作品分析,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当前文学创作中与“中国故事”的关系;中编对当前最新的“底层文学”思潮在理论上做了探讨,并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;下编结合“三农问题”的讨论,对195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作品做出了自己的分析。

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作者简介

李云雷,男,1976年生,山东冠县人。199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,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获博士学位。2005年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,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、 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副主编。
  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。文学史、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,目前主要致力于“底层文学”研究。主要论文散见于《文学评论》、《天涯》、《读书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文学报》等及港台杂志。曾获2008年“年度青年批评家奖”。

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图书目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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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序:
  序:不同凡响的“底层叙事”研究
  
  上编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
  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
  神话,或“黄金时代”的背后——反思1980年代文学的一个视角
  小说如何切入现实
  我们应该站在何处
 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——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之上
  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——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之二
  
  中编 底层文学:理论与批评
  “底层文学”在新世纪的崛起
  “底层叙事”是一种先锋
  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
  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——《那儿》讨论评析
  2007:“底层文学”的理论与实践
  曹征路与“新左翼文学”的可能性
  胡学文:一棵树的生长方式
  刘继明:先锋的“底层”转向
  底层、魅惑与小说的可能性——读鲁敏的小说
  
  下编 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
  我们如何想象农民
  《苍生》与中国农村叙事的转折
  《秦腔》与乡土中国叙事
  近期“三农题材”小说述评
  现实的酷烈与回忆之美——近期“三农”小说的艺术成就及不足
  我们如何叙述农村——关于“新乡土小说”的三个问题

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文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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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1980年代“文学理想”的破灭
  五四以来的中国“新文学”,既是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,也是“世界文学新拓的一个支流”,它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,既有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一面,同时也是“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、面向现代化”的。同时,它也是在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形成的,“新文学”为中国的“转型”提供了新的价值认同,同时也将转型过程中的艰难转折呈现了出来,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与精神资源。
 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,逐渐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。现在看来,1980年代提出的“新的美学原则”,不过是以一种西方的、现代主义的、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,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形式、叙述、技巧的倾向。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理想,是“走向世界”,是“纯文学”,是对作家创作“天才”的迷信,那么在今天,我们可以说,这一理想已经破灭了。一是对西方文学的“模仿”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家,二是“精英化”使它逐渐远离了底层,远离了读者,在表面的繁荣之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。如果从作家的角度来说,这些危机主要包括作家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影响、他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缺陷,以及市场化与消费主义文学环境的影响等。
  李美皆在《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》一文中指出:“成功以后的苏童,身上越来越见出贵族气质的沉淀,同时作品也越来越少,有-一段时间我曾经纳闷,苏童是在韬光养晦吗?在期待之中迎来了苏童的《蛇为什么会飞》,结果却是大失所望。我甚至怀疑:这是苏童写的码?尤其书出来以后,苏童明明底气不足,却还到处去做宣传,倒显出某种贵族身上的寒碜,让人觉得遗憾和难过……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,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。这个苦难包括内在和外在的。苏童的贵族气,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。中产阶级最大的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。”李美皆的描述是富于洞察力的,然而处于这种状态的作家不止苏童一个人,而是大多数在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,即使还没有处于这种状态,那么“中产阶级化”也是其中大部分人的梦想。于是我们便不能不一次次从他们的新作中感到失望。当作家仅仅满足于成为一种“成功人士”,成为一种“中产阶级”,那么他们的文学也就只能成为这个阶层的审美或标签,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观察、思考及艺术化的能力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“大师的焦虑”与“诺贝尔文学奖情结”。在这里折射出两个问题,一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简单认同与追逐,二是他们对名利的过分看重,或者说对“文学场”中的权力的过分看重。
  在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上,1980年代的很多作家尤其是“先锋派”,一直是以主观化、抽象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及其本质的,在他们的作品中,叙述比现实更加重要,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,将人物、故事、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,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艺术化的世界。主观化的方式有利有弊,但只要与作家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,也能写出优秀的作品。但在今天,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锋的“姿态”后的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。这样一种仅从主观把握世界的方式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创造力。
  另一方面,是文学环境的市场化与消费主义倾向。市场化既为作家带来了机遇,也给作家带来了伤害。以余华的《兄弟》为例,对余华这样成名于1980年代,以《活着》等作品在1990年代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来说,其名字与声誉便是无形的“象征资本”,如何将“象征资本”转化为现实财富,恐怕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意志,也是出版与商业等机构所汲汲以求的。对于1980年代的“文化英雄”来说,在市场化的进程中,关键的是要将所获得的声望等“象征资本”转化为现实财富,于是不管写得多差,只要有了宣传的力度与覆盖面,也会取得市场意义上的“成功”,而一些可能写得更好的年轻人,则被压制、压抑了。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,它们是面向精英、面向批评家、面向(海外)市场的,好像与中国的底层民众没有关系,既不关注底层民众关心的事情,也不把底层民众当作预期的读者,那么自然底层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。以上这些不仅造成了1980年代“文学理想”的破灭,对“文学”本身的存在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。

评论集2010年卷: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序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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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,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,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,回首百年,不免五味杂陈,万感交集,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,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,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 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,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,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,我们也看到,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,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,文化市场不善,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。有的还获了奖,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,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。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,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,焦虑不安。固然,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,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,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,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?
  于是,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 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,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,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,漫漫长途,上下求索,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,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,它不是扶贫济困,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,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,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,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,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,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,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;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,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,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;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,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,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,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,直到鬓发苍苍,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,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,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。
 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,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,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,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?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,明星太多太滥,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,五彩缤纷,变幻莫测,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,任凭风翻云卷,光芒依旧;但也有为时不久,便黯然失色,一闪即逝,或许原本就不是星,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,明星渐渐跌价,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?或者,这一批青年作家,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
 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,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,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,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,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”能的!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:这些作者,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,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,有的来自乡村,有的来自边陲山野,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,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,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,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,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,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,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  是的,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,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,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,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,也就是金星,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启明星,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,寄托绮思遐想,但对现实中的星,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,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,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,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,不也是必然的吗?
  岁月悠悠,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,心绪难平!
  1994年初秋

  
词条标签:
文学作品 文化